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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1部分（第1页）

同等人的共同意见。到了　1923年7月9日，钱玄同在致周作人信中回忆说：

我近来耳闻目睹有几件事，觉得梁启超壬寅年的《新民丛报》虽然已成历

史上的东西，而陈独秀一九一五年九一七年的《新青年》中的议论，现

在还是救时的圣药。现在仍是应该积极去提倡“非圣”，“逆伦”，应该积极去铲　除“东方化”。总而言之，非用全力来“用夷变夏”不可。我之烧毁中国书之偏谬　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，即张勋败后，我和你们兄弟两人在绍兴会馆的某院子　中槐树底下所谈的偏激话的精神，又渐有复活之象焉。⑤

1934年8月10日，《文化与教育》旬刊第27期刊登记者熊梦飞的文章《记钱　玄同先生关于语文问题谈话》，在谈到〃《新青年》第四卷某期中，有钱先生一　篇主张废除汉字，而代以世界语（！：叩^^协），或英德法语的通信，害得那时一　班新旧人物为之大惊咋舌！　”时，钱玄同更加直截了当地回答说：

老实告诉你罢！那篇东西中的话，并非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，有几句话是　“代朋友立言”的。朋友是谁？就是鲁迅先生。民国六七年我对于文学革命，乃

《新青年》时代的戏剧论争｜　205

至文化改革，有过极高度的狂热，有一天，到绍兴会馆里去访鲁迅先生，我与　他原是在章太炎先生门下的老同学，我们谈到文学革命了，我还是说那改用　白话文和普及世界语的主张。鲁迅说：“中国的语言根本就要不得，文法是那　样的粗疏，字义是那样的昏乱，要想拿它来发表精密的思想，记载新时代的事　物，是绝不能胜任的。”我说：“目前只要把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孳去掉，便是一　大解放。一面鼓吹大家学世界语，等到世界语普及了，便可废除汉字了。”鲁迅　似乎不大看得起世界语，他是学德文的，他说：“德文便很好。因为文法很麻　烦。”他是认为文法麻烦即愈精密的。他又说：“法文也还可用。唯有英文最不　行，因为文法太简单了，但英文的文法和字义，较之中国语言文字，固已远胜。　现在中国最好改用一种外国文字如德文；若办不到，则仍写汉字而多搀入外　国文的字句，则当可勉强对付着用。”

我听了他这话，便怂恿他把这用一种外国文来代汉文的主张做篇文章，　登在《新青年》上，他一定不肯。我说：“那么，我来发表吧。”他说：“不能说是我　的主张。”我觉得那不好办，于是改变方针，把他的主张和我的主张混在一起，　写成那篇通信。所以那信里大骂旧文化，大骂汉字，主张汉字应即废灭而代以　世界语，却没有主张用一种外国文^如德文^来代汉文，因为我心中实　在不赞同此说也。但又想了用一种外国文为辅助语的办法。此信的最后，又把　鲁迅“仍写汉文而多多搀入外国文的字句”之主张说出，而改外国文为世界　语，这又是混两人主张为一。但此节中竟露出“友人周君”四字，此周君即豫　才，亦即鲁迅。

在《新青年》5卷5号的周作人来信中，另有引进和创作“欧洲式的新戏”的　观点：“现在有一种大惊小怪的人’最怕说欧洲式，最怕说‘欧化’。其实将他国　的文艺学术运到本国，决不是被别国征服的意思；不过是经过了野蛮阶级蜕　化出来的文明事物，在欧洲先发现，所以便跳了一步，将他拿来，省却自己的　许多力气。既然拿到本国，便是我的东西，没有什么欧化不欧化了。倘若亚洲　有了比欧洲更进化的戏，自然不必舍近求远；只可惜没有这样如意的事。”

206　良阖噶“I　二

I　^政学两界人和事

周作人的这一观点到了　1934年6月4日，又被鲁迅概括为“拿来主义”。正是　在《拿来主义》一文中，鲁迅把梅兰芳到苏联演出中国传统戏曲全盘否定为“送　去主义”。⑥随着《新青年》同人团队分裂解散，坚持不懈地对中国传统戏曲及　其演员加以否定性批判的，只剩下了鲁迅一个人。

查阅《鲁迅全集》，涉及梅兰芳的文字有《坟。论照相之类》、《华盖集续编…厦门通信》、《二心集。宣传与做戏》、《南腔北调集“看萧和“看萧的人们”记》、　《伪自由书^最艺术的国家》、《花边文学〃京派”与“海派”》、《花边文学丨法会和　歌剧》、《花边文学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（上〉》、《花边文学。略论梅兰芳及其他　（下〕》、《集外集〃文艺与政治的歧途》、《两地书。四二》、《书信。致姚克》〔1934年　3月24日〉等十多篇。鲁迅在《略论梅兰芳及其他（上〉》中写道：“士大夫们也在　日见其消沉，梅兰芳近来颇有些冷落。……名声的起灭，也如光的起灭一样，起　的时候，从近到远，灭的时候，远处倒还留着余光。梅兰芳的游日、游美，其实已　不是光的发扬，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。”⑦

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，梅兰芳作为表演艺术家的“名声”和鲁迅　作为著名作家的“名声”，都拥有各自不同却又不可替代的生命力和号召力，迄　今为止并没有发展到“灭”的地步。《新青年》时代的戏剧论争，迄今已经九十个　春秋。撇开当事人意气用事的人事之争，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无论是传统　戏曲还是现代话剧都有其不可替代的艺术生命力，传统戏曲和现代话剧的相互　促进、和谐共存，才是中国戏剧事业健康发展的最为正当的路线图。

注释：

①《鲁迅全集》第14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359页。

②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上册，中华书局1979年版，第24页。

③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上册，第25页。

④傅斯年在1919年1月1日创刊的《新潮》1卷1号中，专门开辟了“出版界评”的栏目，他　所评论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王国维的《宋元戏曲史》，其中有“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　学评议之书，独王静庵《宋元戏曲史》最有价值”的说法。

《新青年》时代的戏剧论争｜　207

⑤引自周作人《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》，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九十四期，政协文史资料　研究委员会编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。

⑥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，第38页。

⑦《鲁迅全集》第5卷，第580页。

《新青年》同人的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

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《新青年》同人当然是爱国的，但是他们大胆超　越了狭隘民族主义或狭隘爱国主义的片面与极端，表现出了世界主义的人类　大同的高境界，进而张扬了自己所拥有的反对狭隘“爱国”的自由人权。应该　说，除了极端主义的恐怖教条，天底下没有任何东西是只允许别人爱而不允　许别人不爱的。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娇妻爱子，一个正常男性也总是会处于爱　恨交加、亦喜亦怒的情感波动之中的。

1914年11月，章士钊主编的《甲寅》杂志1卷4号公开发表了署名“独秀”的　《爱国心与自觉心》，“陈独秀”三个字为世人所熟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
在《爱国心与自觉心》中，陈独秀首先对欧美文明国家的“爱国心”表示肯　定：“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，此欧人之常谈，由日本传之中国者也。……近世欧　美人之视国家也，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。人民权利，载在宪章，犬马民　众，以奉一人，虽有健者，莫敢出此。欧人之视国家，既与邦人大异，则其所谓　爱国心者，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，欲以爱国诏国人者，不可不首明此义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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